有一次，马未都到一位酷爱收藏的朋友家中做客。闲聊中，这位朋友拿出一块坎田黄玉石给马未都，并很遗憾地说道：“这块玉石，要不是一端有裂纹，另一端有些杂质，就是上乘之物了。”

    马未都仔细端详了一番，然后回答说：“这块玉石的中间段非常完美啊，可是你却不在意，偏偏在意两端的那些瑕疵，怎么能不遗憾呢?其实，只要你把玉石的两端截去，只留中间这一段，不就是一块上好的玉石了吗?朋友听了，顿时恍然大悟。后来，他便照着马未都所说的，将玉石的两端截去，一块完美无瑕的玉石马上便呈现在眼前了。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18．[写作提示]

(1)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日常交际中，我们不能总盯着别人的缺点和不足，忽视了别人身上的优点和长处。要包容、理解别人的不足，欣赏、学习别人的长处。

(2) 扬长避短，取长去短。(有其他立意，符合材料含意亦可)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民间有一名老话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然而这句老话真正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在思维观念、或对整个国人的要求中却变成了“金要足赤，人要完人”。其实对国人来说也许非常奇怪，只要一摊上“要”这个概念，嘴上讲的和实际上要求做的常常是背道而行的。“要”便是“不要”；“不要”才是“要”。

    许久以来，国人对人的要求其实是十分苛求的。人不能有“毛病”。东西要追求“尽善尽美”，文章要求“高、大、全”。这些东西经常被打进人脑之中，被列入严格的道德范畴。发展到近现代，“人要完人”已经被扩大要求祖宗三代、亲戚朋友、甚至交往熟人、老乡、同学、战友都是“完人”。过去招工、当兵、转户口，都要发一张表，里边第一栏就是“出身”。下边一大栏内是“社会关系”。就是要看你祖宗爷爷、爸爸有没有“毛病”，亲戚朋友有没有“毛病”？他们都决定了你是不是“完人‘。到了商品经济，这种思维方式又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那就国人独特的广告宣传：是药品，一定会“包治百病”；是“种子”就一定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气候条件都会“大丰收”；是化妆品，不管湿、干、油性皮肤，一律用了就“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如果说宣传自己产品的人心态是“儿子都是自己的好”，夸大一些，“金系赤金”，方可以理解。那么广大消费群体呢？他们对吹出来的产品“深信不疑”，正是这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心态在作祟。

    由于“人要完人”，我们国人便把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好，另一类是坏人。好人的标准很高，衡量标尺是“高大完美”，不能有“毛病”。比如说话一定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话；做事一定是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而脑子里想的一定是对国家对革命有“贡献”的想法。是好人就不准有“毛病”，甚至要求排出的屎“不准是臭的”，身上的汗是“香的”。这在古代的寓言《屁颂》里边已经有记载。把屁形容成如闻到麝香之气，屁股被称为“金屁股”。而文学艺术要求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创作模式”规定，“英雄”必须高、大、全。一出来先“亮相”，昂头挺胸，目光如矩。叫气吞山河；走起路来，一路小跑，叫“朝气蓬勃”；说出话来不仅噪音特别大，而且一句一个哲理，叫“不同凡响”；打起仗来没有“死亡的”，叫“英雄不死、英气长存”；偶尔有个英雄“不得不死”了。也死得那么“伟大”，留言那么“意味深长”；“红、红旗……”；“党、党费……”。以致有一个时期出的电影刚一拉开银幕，三岁孩子立即尖叫：“妈妈坏人出来啦！”一看歪嘴斜眼、凹陷鼻子、汉奸头、地痞衫、流氓裤。有人评价说中国电影，孩子都能当“导演”。

    然而人毕竟是人，那能人人都那么“伟大”。而且好人和坏人中间，大量存在的是不好不坏的“肉人”。你非得要来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做不到的。就在这种口号喊得最凶的七二年，美国尼克松总统来华，“东风和西风”握手了、调合了。

    由于这种“非好即坏”，“人要完人”的中国式思维方式，许多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对于外国人来说，也许普普通通，对于中国人来说就一百个想不通。譬如那十年中第一个是“林副统帅”想不通。共产党人为这个人对自己的老百姓“做了多少工作”呵！说他不是“十八岁当元帅”（注：在林彪死亡前一直宣传他十八岁当元帅，是天才）。井冈山也不是毛林握手（注：文革中一直宣传井冈山是毛林握手会师的），而是“从小在村上无恶不作，强奸了少女被追捕才“混进革命”。一直不与毛泽东同志合作”等等。第二个“想不通”的是大邱庄的禹作敏。一个四千人的村庄，年产值二、三亿。禹作敏作为村支书，其大名在八十年代多么响亮呀！“被抓进监狱”，再也不见诸报刊了。大邱庄是好还是坏？禹作敏系好人还是坏人？中国人竟无法面对现实。总算“改革开放了”，说不清的问题“再不说它”就是了。

    然而“说不清”不等于“不存在”。特别是搞“改革开放”，它客观上要求中国人放弃“完人”思维方式。然而传统思维的习惯势力岂能消失？你说“包产到户”好大的丰收。可他却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想不通；你说“市场经济”原本姓“资”，可社会主义中国人来搞也能“大发展”，想不通；你说“选美”多么“反动”哇！可一旦进行，有个头又有美色的女孩却人人向往，排队报名，想不通……。

    在我们国人眼里，“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必须给它定性。因为我们要求的是“好人”和“好事”。反对“坏人”或“坏事”。而“好人”、“好事”就不允许有有毛病。平时，百分之八十的国人是普通人，人们没有精力对每一个人品头论足。但每到年底“评先进”或每当那一个分子要“荣升”或“跳龙门”的时候，那个“人要完人”的思维就来临了。人们比要求国家主席和中央委员还要高。中国抚湖就出了一个炒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就一个小商小贩，因为出了名，宣传机器对他评头论足，高标准要求。抚湖人评起他“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评中央委员也不过如此。大概正因为“人要完人，金要赤金”思想作怪。而对于一个人、一件事或人生目标问卷或人生观。“你这样干为什么？” “你的人生为了什么？”如果真要回答“不为什么”，生老病死，忙忙碌碌，吃了睡，睡了干，干了吃。非得要“为个什么？”那你就触犯了戒律，小心着凉。

    外国人评价国人“好走极端”。就连中国人自己也评价自己“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为什么？正是这种“人要完人”的思维方式在作怪。说“人好了”，“一好百好”。就像老百姓讲的，问“谁烧的香？”“我烧的，天天都烧！”“问天天烧一定是打碎了香炉？”答：“我三天都没有进庙门了！”这件事说是“好事了”，开动宣传机器，有意识地拔高。天天报导，“好得”地球都装不下了。一旦出了问题，狠不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到了市场经济，消费热起来了，疯了一样抢购。那时候你把草原上的羊屎蛋儿涂上颜色拿到市场也有人买；消费疲软了，什么东西都没人买，银行不到两年降息七次，为了刺激消费。中国人就是瞪起大眼，任你办法想尽，我就是不买。而那些无聊文人，又爱写无聊文章。食盐供不应求了，报纸上便撰文说食盐如何如何不好，对人体有害。吃多了会患癌症，食盐忽然卖不动了；又在报上发文章。把食盐说得浑身是宝，对人体多么有利。国人岂能不走极端？

    不管这种“完人”思维方式产生根源如何。也用不着沿续传统观念非得给其定性。反正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生活的中国人感到很累。自己做不到“完人”，艺术文学家也造不出高大全，而又吸引人的“完人”。但我们“公众压力”要求你必须是“完人”。你就只好在炼狱里煎熬，岂能不累哉。

    然而中国的老话毕竟是真的。这人世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