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思维模式存在一定差异：直曲结合，二者适度

自完整的世界地图被绘制出起，东西方分别注重感悟的曲线思维与注重理性的直线思维便开始碰撞出火花。在这种现象面前，我想起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篆刻的箴言：凡事需适度。
直线思维通过理性、逻辑与实证的结合，挖掘自然的根基，有序地推动人类进程。西方的重要文学体裁——史诗恰恰体现了理性之美，《荷马史诗》中每两句一换韵，针脚严密地推进战争的发展，形成庄严瑰丽的艺术体系。直线思维的优势同样还有它带来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孟德尔埋首八年于豌豆丛间，做了数千上万次杂交实验，只为他一手开创的遗传学作出实证。他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达芬奇若仅仅作出感悟，仅用曲线思维追寻艺术，他或许终其一生都在绘制圣母与圣婴，相反，他同样注重艺术之火中燃烧的理性之光，在解剖被视为死罪的时代深夜观察人体构造，从而引领了一片大陆的价值观从神回归到人的复兴。
曲线思维往往注重感悟，在感悟和迂回中升华，厚积而薄发。中国诗以万计的咏怀、写景诗，赋比兴等创作手法，无不来源于对眼前事物的直接感受。这样的倾向造就了思想的参差多态，同为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往，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崇尚感悟的曲线思维仿佛一首激昂的《登幽州台歌》，无一字写景，却于无形中传递了美感与精神，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然而两者需结合，两者也需适度。由理性与逻辑架构的空间仿佛钢筋水泥，少了些春水春风春林的神韵与性灵；由感性与体悟搭起的地方宛如桃花盛世，在现代化的时代里缺少那么一点适应的意味。若两者合而为一，如不再画圣母圣婴的达芬奇，我们将见到一个兼容并包的世界，崇尚理性抑或感性的人都能寻得自己的容身之地。这是多元文化碰撞的最终目的。史诗与绝句都将在这个怀抱中唱响。
把现代当作一条毯子，让理性之线与感性之线在上面贴合而适度地紧密交织。如同张若虚向着清江明月发问“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孤篇压全唐”般，将理性的探索与感性的诗篇，融合到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