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笔者曾就二战教训的当代意义撰文，讨论促发战争的两个主要因素：进攻性极端（民族）主义和防御性民族利己主义。指出在战争进程中，反法西斯联盟之所以能够形成，是由于被侵略的各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利己主义的自保来求得安全，而只能联合起来反击侵略者。

    就战争起源而论，二战是一战的延续，而一战又是由人类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激化的“现代性”矛盾所致。源自西欧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表现为两股并行的历史潮流：一是资本逻辑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二是民族国家逻辑推动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两种历史运动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复合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世界体系”与作为政治结构的“国际体系”的矛盾与张力。以大国争霸为特征的一次大战即表达了这种结构性矛盾，一战的发动者和主要参战国都是基于扩大帝国权力以支配世界体系而展开争夺，两大集团的结盟都是狭隘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和霸权利益的追逐，双方都追求基于民族主义的扩张目标。

    以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为起点的二次大战，原本延续了一次大战的逻辑，即不满于既有国际秩序的国家试图通过战争重新布局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形成支配世界体系的新格局。

    然而，战争性质转化的客观趋势与实际的战争进程并非同步。二战前期——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到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局部战争阶段的法西斯侵略行为采取了逐步推进、各个击破的蚕食战略。而那些有能力遏制侵略的国家在自己尚未面临直接入侵的威胁时，并没有表现出同仇敌忾的反侵略意志。他们依然秉持一战的逻辑加以应对，因处在防御地位而奉行祸水他引的绥靖政策，试图以牺牲他国利益来诱导侵略者转移进攻方向，实现民族利己主义的自保目标。 (责任编辑：86zhaoka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