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洋务运动想突破封建教育体制，找到的模式是西方的学校，但他们的真正心思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变器不变道”，因此，必须保存中国文化。光绪29年定出的《学务纲要》第十一条，主要内容是“重国文以存国粹”，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在湖北办起了将近三百个新学堂，被称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光绪33年，他上奏折提出要“创立存古学堂”，他说：“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而澌灭……”他强调国文“向来义理精深，文辞雅奥”，认为当时的国文教师质量不好，不胜任教学，请求兴办“存古学堂”，以经学、史学和词章三门课程来培养国文教员。这个做法保存了传统，加强了母语教育，但也把封建糟粕和复古意识带进来了。民国以来提倡大众教育，遵从西方模式，新学是主流，学校要开设语文课，必须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但语文重“道”，“道”的内容新旧分歧，白话文和文言文之争也就随之加剧。既然新学校的模式不同于官学和私塾，语文课不会是全套“四书五经”，当时提倡“我手写我口”，大众化、现代化固然前进了一步，但传统精华渐渐失落，西化如潮涌，又加了一层危机。

 

    1949年以后，古老的国学、西化的体制、欧美的教育理念，再加上学习苏联，古今、中外，东方、西方，感性、理性，观念和方法其实并不是以本国为中心的多方面优点的融合，反而是多种并不兼容的观念和方法杂糅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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